从《上元灯》看施蛰存对都市现代性格的离心倾
施蛰存的小说集《上元灯》是他创作生涯的奠基之作，尽管大部分小说在叙述和描写方面，采取的是传统的写实主义手法，但部分小说已经开始表露出心理分析小说的雏形，整体视角和氛围都足以表明他是接受都市现代性格的现代派小说家，小说中江南古旧城市是现代性城市的补充表述，他关注的是都市现代性的发生和进展状态，而不是对不可逆转的乡土中国失落命运的现实主义关怀。与其说作为“侨寓作家”，他是“离心”倾向下都市景观的感应者，不如说是基于乡土传统根基对都市现代性格的冲击所做的回应和改造。
一、都市现代性格的未完成性
小说集《上元灯》包括10 个短篇，都是带着现代性都市的眼光和记忆的乡土回望，架构起一个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扇》回忆的是“我”住在苏州的少年时候的事，以一柄团扇作为引子引出少年时代恋爱的苦涩和烦乱，小说中描绘了江南古旧城市固有的美好风景，花园、池塘、萤火虫、月色，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爱情萌动时的场景，缠绵悱恻，意蕴十足。儿时友谊的纪念物无疑催生了“我”此时的忧伤，都市中普遍使用的电扇早已取代旧时的团扇，旧物带走了青春，也带走了乡土。《上元灯》则是对回忆的直接描摹，没有将现在和过去的时间性形成对比，而是把画卷停留在悬挂着的精致的上元灯上，同时交织着若即若离的天真爱情。《旧梦》写的是“我”探访苏州旧居的经历，物非人亦非的怅惘直上心头，无言的隐痛毫不留情地刺向“我”回忆的每一根神经，现实情景对往日暗想的画面产生莫大的讽刺，在这里，对乡土的深深依恋和现代性观照形成冲突，是带有“离心”倾向的审视。《桃园》、《渔人何长庆》、《周夫人》、《诗人》、《宏志法师的出家》这几篇，讲述的是乡土世界中拥有感性生命的个性人物的故事，诗意的个人言说冲破了社会规制的恒定叙事，违反理性的失常却是另一种畅意生命的表达，当然也充斥着现代目光对乡土的检阅，以从未扰乱的乡土对都市进行反思，二者相互结合。《栗芋》、《闵行秋日纪事》可以看作是施蛰存对乡土中国存在的残酷现实予以表现的巨大隐忧，将阴谋、狡黠、虚伪、狠毒等等人性的阴暗面一一表露，感叹早已残破不堪的乡土面貌，为都市现代性格的某些方面渗入到乡土中去的情况表示忧虑。
施蛰存曾在《上海第一》当中记录下了乡土世界的子民对国际大都市的印象，看第一次远东运动会、第一次吃冰激凌、第一次吃大菜等，都是随父亲在上海游玩时做过的新奇事情，事实上，新鲜的视觉印象和感知体验已经突破了施蛰存在封闭乡土世界之内的想象，上海文化的迷人幻影逐渐凸显，对施蛰存之后的都市现代性想象和文学追求产生深远的影响[1]。然而，施蛰存是“新感觉派”作家中较为特殊的一个，他认为“根本就没有文学进口这回事”，保留江南古旧城市的影子也是中国世界主义文本叙述的一部分，一定意义上，与京派作家的“新传统主义”倾向不谋而合。他从未远离乡土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乡土意识支配一切的基层传统社会，无论多么珠光宝气的都市符号，都没有土地的根来得深厚。“施蛰存的都市始终有一个松江、苏州的乡镇作为总体的陪衬，”[2]《上元灯》就是对江南古旧城市的怀旧篇章，用文本记录光鲜亮丽的都市外表之下坚韧的传统，以表露都市现代性格的未完成性。
“城市化的构建状态也因而是近于‘永远’的状态：注定了‘永远’的城乡文化共生、互渗，注定了‘纯粹状态’的不可能存在，而只是理论上的设定。”[3]赵园关于城市研究的表述无疑印证了都市现代性格的“正在进行”时态这一观点，就像施蛰存早期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表达的那样，城市化构建的“永恒”状态决定了都市的混杂性格，传统与现代的兼容才是真实。
二、都市现代旅途中的收藏家
小说集《上元灯》中关于江南古旧城市的文学表述是作为对上海都市的边缘性补充而存在的，无法摆脱都市经验范围之内的现代性视野，这种描写是保持着离心倾向的对都市的警戒和对乡土的怀念。这里可以用本雅明的现代性理论来阐释，他认为现代性就是由产生于城市却又与之保持疏离的游荡者打量所带来的产物，“游荡者志在怀旧，他寻觅的是诸如出生地这样的历史记忆和沉淀。”[4]176
都市的破碎凌乱加剧了游荡者生存经验的偶然和零落，置身于临时大旅馆中的知识分子只有在追溯精神乡土、童年记忆中的私人收藏物时，才会敞开真实的心灵和光洁的感情。小说集《上元灯》就展露了收藏艺术人生审美形式的收藏家的趣味。那时的少男少女之爱镌骨铭心，象征树珍与“我”（《扇》）之间珍贵友谊的“团扇”抽出了整个童年和青春的美好。《上元灯》里那盏叫作“玉楼春”的“花灯”像纯洁的恋爱信物一样萌发着若即若离的思绪，牵动着“她”和“我”的两颗天真的心，这是初恋记忆的收藏物，妙曼清舒，撩人心弦。《旧梦》里的“小铅兵”亦是恍如隔世的童年玩具，过去的情景依稀可见，而眼前此景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5]。
